今年 5 月，我遇到创办实务学堂以来的“至暗时刻”。

Java 编程的作业，布置了三周，很多学生没完成。

魏林，Java 编程的老师，曾经的程序员，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硕士，试图和学生们找出作业没有完成的原因。他希望学生们能做一个计划，接下来的一周，花多长时间学习，并记录自己的实际投入和产出。有的学生计划了 7 个小时，有的是 5 个，更多的不到 3 小时。

我是这门课程的“陪读生”。我知道学生们出现了困难，正因为如此，“五一”假期，我曾经动员同学们能在一起学习讨论，解决这一难题，但除了一个已经学懂了的学生，没人响应我。

“这样的时间投入是可以接受的吗？”我问魏林。

“当然是不可接受的。”魏林说。

在微信群里，另一位老师陈一帅，也向我倒苦水。他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硕导‍‍、副教授，志愿做实务学堂的编程老师。他计划 1800 小时，学生可以学会 Web 前端编程，去做工程师。可是现在，学习进度缓慢。他教学生们学习管理时间，每天作业打卡，写计划、做总结，但大部分学生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。‍‍

一些学生‍‍沉迷手机，从晚上‍‍九点玩到凌晨一点。我们希望和学生们达成约定，晚上就寝时上交手机。生活老师这时向我反馈，还有几个同学不愿意。

为什么我的学生们不能放弃玩游戏、刷视频，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？‍

学生是这么说的：“‍我已经非常努力在学习。‍‍以前‍‍我百分百的时间都是玩，现在我至少有 2/3 的时间在学习。‍‍白天上课的时候我都在认真努力，晚上就是休息的。只有学习，那不是成书呆子了？作业做不出来不能怪我，我本来就比别人笨。‍‍”

从学堂到家一个多小时，沮丧的情绪将我团团包围。回到家，我一会儿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哀嚎，一会儿怒吼，半夜，自己一个人在小区跑了 5 公里。

“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？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，教育这群学生？”我不停地问自己。

我曾问过学生，实务学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一个孩子回答我：“学堂就像是第二个家，因为第一个家已经没了。”他还说，学堂像是一所大学。有图书，课还是选修的。

他从普通高中转来，四月份，组织同学参观大学和企业。那时，他没有用过邮箱，没和企业打过交道，不知道怎么向企业表达参观的请求。所有同学七嘴八舌，帮助他完成了一封邮件，最后，获得了企业的参访同意。

在学堂，学生开始在互联网上学习，而不仅是娱乐。我们把大部分课时变成了“自习”，学生自己在线看视频、做练习。

这样一来，老师的角色变了，陈一帅，大学硕导，发现自己不太需要讲课，他给大家推荐了 Free Code Camp，学生可以在线完成 Web 前端编程入门。“陪读”的老师和学生助教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，他们需要了解学习困难，给老师反馈，帮助迭代课程。自习和协作也非常重要，不同进度、层次的学生自发地组成的小组，可以边学边讨论。

学堂一学期开了十多门课，包括篮球、阅读、心理、人文、数学、科学、专业技能课等，没有必修，都是选修的。

这是这学期做出的调整。在此前两学期，我们一直保留了一些必修课。

让学生做自己想做的，投入精力，获得提高，然后，树立信心。有了信心，才能对于热爱的事情更加勇往直前，才会尝试其他之前不敢尝试的挑战。而现在没修的课，以后想学的时候，会自学，总是能学的。

学堂的微信公号一直由学生打理。尽管公号相当于对外“窗口”，但我并不介意它会被学生“打扮”成什么样。不管是“流水账”，还是精彩文章，在我看来，它的价值都一样：提供给学生练习，让学生展示自己的兴趣和能力。

不少家长说，他们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，就是为了以后“不吃苦”。

在实务学堂，我们不培养孩子“不吃苦”的能力，而是希望他们有困难就努力解决、有梦想就努力实现。

在实务学堂，学生不仅学会知识，学会学习，还要学会谋生，learn to earn。我们提供专业技能课，所有人‍‍都选了，其中绝大部分人选了职业素养，他们觉得，这是未来生存的技能。

今年初，我们安排了一次年会，让学生们有机会站在很多人面前，被人看到，被人听见。

有个学生，在年会的彩排上，演讲的声音小到让人听不见。我对她说：“别在意讲得怎么样，先发出声音，让别人听见你。大声点，再大声一点。”

5 月份，我们去企业参访，有向企业介绍学堂的环节。这历来是我的事，这次，我准备让她来完成。

在几百人的会议上，她完成了这次演讲。

“我介绍自己，介绍了来自不同城市的同学，介绍了我们的编程老师和 Java 课，介绍了这次的参访活动也有我们同学的参与。总之，多元化的同学+给予支持的老师+个性化的课程构成了一个有爱的学堂。”

2015 年，我从财新传媒调查记者岗位离职，创办了公益机构“科蚪”，开始为打工子弟提供教育，2018 年转型，为 15~18 岁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职业教育。

离职前，我在老板胡舒立的办公室，试图回答她，我为什么要离职去做这样一件事情。

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，我说不出来为什么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理性决策的事。

我自己就是农民工家庭的孩子，只要回到我的家庭，回到有关我们家庭的议题，就必然会触及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。

农民工子女是中国儿童的 1/3，他们有些人在乡村留守，有些人随迁到城市成为流动儿童。他们的父母，甚至爷爷奶奶，10 多年前、20 多年前，甚至更早之前，从农村来到城市，成为农民工，或者是在以代工为特色的制造业工厂，或者是道路桥梁和房地产的建筑工地，或者是每个城市各个角落里服务居民吃喝拉撒的人。

他们以庞大的数量和勤恳的工作，以及低廉的工资、福利，支撑了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。

而现在呢？农民工的下一代、两代人，又将构成未来劳动力的 1/3。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，时代在变化，互联网和人工智能，将催生一些行业，淘汰一些岗位，但他们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结构，并没有太大变化。

我常常在想，教育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教育给了我机会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抓住一切机会，去练习如何成为一个记者。

我认识了一些不同的人，得以窥见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精神世界。

我有机会在书籍中搜索我想了解的东西。读到陈志武《金融的逻辑》时，正好大学毕业，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说，我们不应该只找亲戚（包括自己的父母）借钱。我工作还不到半年，找我借钱的老家的亲戚朋友，已经在我爸妈那里排上了队。这本书，就像是专门来替我解惑的。

教育对我的改变，没有太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。教育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观念，重构了我的自我身份。比如，我开始自觉地反思我生活的背景里，那些约束女性的话语和行为。

我因此常常感到自足、幸福。

当我们创办实务学堂时，我们曾反复讨论：我们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打工仔、服务员吗？

答案是，接受。但我们希望，我们的学生，可以成为幸福的、有尊严的打工仔、服务员。

说到这里，我总是会想起几件小事。

这些事情令我印象深刻。我憧憬一个好的社会，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不受惊吓地活着，每个普通的人都觉得自己独特而珍贵。

在无数个“至暗”的时刻，正是这样一个“好的社会”的图景，照亮着我、鼓励着我。

这就是实务学堂的故事，没有跌宕的剧情，也没有震惊的数据，我们改变了世界的什么吗？似乎，暂时也没有。

但我们用力保守人的珍贵，用力耕耘好的社会，即使我们的教育无法让人实现阶层跃迁，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。